向加拿大政府讲清真相的一点体会

我是从1996年走上修炼之路的。转眼几年过去了，虽然已是一名“老弟子”了，但是在这两年的正法洪流中，我却如同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一样，似乎才刚刚明白了什么是跟上正法的进程和怎样跟上正法的进程。

1999年7月20日，中国江泽民政府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全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云集美国首都华盛顿。我也是其中的一名。那时，连美国有三级政府都没有搞清楚的我，却和其他学员一样走上了美国的国会山庄，从此开始了长达近两年的向政府洪法及讲清真象之路。

镇压使我的回国计划破灭了，我从美国来到了加拿大。刚到多伦多的日子里，我由于没有身份，不能工作，但却有了更多的时间参与弘法。1999年8月初，一位多伦多学员联系了一名国会议员，我也去了。那时，甚至对加拿大国会议员和美国国会议员的称呼有什么不同都不知道，而且以我的英文水平还说不清楚法轮功和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这样，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却成了我向加拿大政府呼吁的起点。从那时起到次年初，我开始陆陆续续约见国会议员讲清真象、寻求帮助。现在看来，当时的很多行为是非常幼稚和可笑的。就是在这样对一个国家的政府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我和其他学员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辛的向政府洪法之路。我自己都不能想象，象我这样一个上台讲话都紧张的女孩子，是怎么跟那些成熟而又老于世故的政治家打交道的。

记得有一次，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约上了一位国会议员。那天，按他的惯例是谁先到谁会先见，于是我匆匆将车停在路边，早早地就来到了办公室，一个小时后，他的秘书告诉我：他在渥太华没回多伦多，让我回去等消息。我只好沮丧地回来了。一看，车停错了位置，被罚了款。之后，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又去联系，好容易在第二年初有了一个机会。那天我为了不再吃罚单，把车停在了很远的一个车场。等我到了他办公室，已有一些人在那里等着了。不久，轮到我了，还没等我说话，他已看到了我手中的大法资料，叫了起来，“呀！我几天前，就在这里才见了你的几个朋友，你不用讲了，回去吧，我都知道了。”我只好拿着资料走出了办公室，一出门，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停的问我自己“你产生邪念了吗？你产生邪念了吗？”我当时的心里很难受，很久我都没有调整过来，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重要的不是和这个议员谈上话没有，重要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尽心去做了没有，如果觉得自己尽心了，那就没有任何可以后悔和难过的。因为修炼重在修心，师父看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我来到加拿大不久就开始申请移民。1999年12月份顺利通过初审，我的旅行签证也顺利延期。2000年初，旅居海外的一位中国学员由于身份问题向我们求助，其实那时我和先生的生活还很艰难，但我们还是慷慨的伸出了援助之手，电话当中听到她沙哑的声音，可以想象她面临着多大的心理压力。那时，我根本都没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想到，2个月之后，同样的难落到了我的头上。2000年4月，我的护照过期，申请延期签证被拒。我来到了中国领馆，结果得知由于我是公务护照，需原派遣单位开一份信证明我已从原单位辞职并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但当时我的原单位已在一年前解散，没有任何人对我负责任。于是我找到了原来的总经理和人事经理寻求帮助。他们一致的回答是让我回国办理手续。公司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当时国内的情况我根本是没有办法回去，而且护照已过期，即使想回，也回不去了；但是如果我不回去，我将要支付天文数字的罚款，而我只要回去将不用支付罚款。这是明显的讹诈。

当时，我已经接到加拿大移民局的来信，只要有一个有效护照，就可拿移民纸了。我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帮助我，因为我的所有手续都全了，便又一次申请延长签证。但我的申请再一次被拒，加拿大政府给我下了逐客令，限我在5月21日签证到期前离境，否则就要驱逐我离境。我又请求我的国会议员帮助我，但失败了。我万般无奈，心情沉甸甸的。当时正值5月13日多伦多一年一度的法会，又是第一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筹备之际，虽然我当时面临如此之大的磨难，心情十分压抑，但看到学员们正全身心投入大会准备工作，又看到每天网上中国大陆学员所遭受的磨难，我深深地为他们所感动，我的心逐渐趋于平静，全力投入了法会的准备工作，将自己个人的私事放在了一边。

法会在14日结束，而我离签证过期也只有一周时间了。在所有的努力失败后，先生为我申请了难民，因为只有这样我才不至于被驱逐。那一段时间，我常常偷偷流泪，但我从未将我的情况告诉过其他学员，因为我想：大家都在为护法，正法忙着，如果我将我的情况告诉了大家，将为他们多了一份负担。正当我处在这样的状态下，我连续三天做了三个梦，由此改变了我。第一个梦是，我收到远方父母给我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是一袋金灿灿的粮食；第二个梦是，我和几位功友走出了一座大楼，在楼门口，看到了巨大的四个喜字，出门一看，一对人马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地庆祝节日，好长的队伍啊！在第三个梦里，我看到了老师那亲切的面庞。我已有很久没有看到老师了，虽然他没对我说一句话，但我的心是那样的激动。随后，老师的《心自明》就发表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梦的含义，在另外空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从个人的难中一下就拔了出来，重新又全身心投入了正法修炼的行列。随着老师一篇一篇新经文的发表，我的心也越来越开阔，个人的难在我眼里越来越小，更多的时间我则考虑的是怎么能把大法的真象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的难民申请进行了半年的时间，到去年底, 我又聘请律师重新开始了正常的移民申请。我明白应借此机会说明真相。于是我们不仅把法轮功介绍给律师，还请他参加我们的活动。每一次去见律师，我们都要花很多时间向他介绍法轮功及在中国发生的迫害，而他也有不少有关法轮功的问题问我们，比如如何区分申请难民者中哪些是非法轮功学员。同时，我也和原公司的同事坦诚地谈了我的问题和法轮功问题和我为什么不能回去的原因，她帮助我和原公司中方总经理和中方上级单位达成了协议，按照规定我向清算公司交了一笔不小数目的金额，从而妥善地解决了我与原公司的关系问题。虽然和公司的问题解决了，我的护照依然没有拿到。不久，移民局通知我去参加面试，我有些紧张。因为根据加拿大法律，没有护照，几乎不可能给移民纸。没想到，我进去还没有十分钟，移民官就只问了我两个问题，就当场给了我移民纸，这一关就这样过去了。几天后收到了律师的帐单，一看，比本应收取的费用高出许多倍，仔细一看，他将我们用来讲清法轮功真相的时间全部按每小时两百五十元加币收取了费用。我想不管他怎么做，我们将大法的真相讲给了他，也许这就是他将来得法的机缘。因此，花点钱也是值得的。

做政府的洪法与讲清真象的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而且艰巨的任务。从镇压一开始一直就经历着风风雨雨。我们一次一次地约见国会议员，向他们讲清中国所发生的这一切。这期间，有几件事让我很有感触。有一位国会议员，非常受人尊敬，我曾经见过他十几次，从镇压一开始，他就非常愿意听我们给他讲中国的情况，他对国内学员受迫害的很多情况是非常关心的；但同时也有令人沮丧的地方的：他总是很愿意给我们提建议，出主意，但是他自己从来不愿意公开支持法轮功，也从来不愿意具体做什么事。他总是很小心。他拒绝参加我们的任何一个新闻发表会，任何一次请愿活动和庆祝活动，甚至连贺信都不给我们写。我有一段时间都有些想放弃他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下去毫无意义。

我有一次在认真思考，到底怎么叫向政府官员洪法和讲清真象？难道是这个国会议员来参加我们的新闻发表会，公开写信谴责中国政府或者是在国会提出法轮功问题，这就是对政府的洪法工作的全部？显然是片面的。我觉得向他们讲清真象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他们是加拿大人民的代表，他们的意愿代表着加拿大人民，如果整个政府对大法的态度是负面的，对他们的民族是有灾难的。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清除他们头脑中那些负面的、坏的东西，将大法的美好一面展示给他们，同时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对邪恶的沉默就是对邪恶的纵容，他们的参与是可以起作用的。

当我改变了那种象常人一样判断一件事情成功与否的观点时，整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再一次见到他时，我们已不再用那种方式去跟他讲话了，完全是出于善心，让他真正认识到法轮功学员的大善大忍的精神，让他知道在地球那一面，有着一群人，他们在为着他们所追求的真理牺牲着，而他们的牺牲却是一种真正的无私，他们为的是唤起世人的良知。让他认识到对这样的一群人的帮助是高尚的，是在拯救人类的命运。

我发现他开始悄悄地变了。他虽然仍然不愿将他的名字出现在任何新闻媒体上，但是他对法轮功的支持却是发自内心的。由于他在国会里是非常有声望的政治家，他去给其他国会议员去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同时为我们做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而这种潜在的改变却是在我们见了他一年以后的事了，我们由此和他和他的秘书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还有一个故事也让我很有感触。有一位国会议员是加拿大外交界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从镇压一开始就开始跟他的办公室联系，可是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他都了解了你们的情况，不需要见面了，这也是一些政治家惯用的托辞。我也记不清我给他的办公室打过多少个电话了。每当有法轮功重大的事情发生时，我都要给他的秘书联系。最后他的秘书不用我报名已能听出来我是谁了，他对我们非常同情，但由于此国会议员的无动于衷，他也爱莫能助。2000年加拿大联邦大选，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见他，因为所有国会议员敞开了大门。终于大选前一天，我们约上他了，但次日，我们去了之后，他在渥太华没回来，我们又一次落了空。一次一次的联系，一次一次的空手而归，我已经有一些失望了。后来我就在想，如果正法结束了，这个国会议员还没有机会知道法轮功的真实情况，那该是多大的悲哀啊！不仅仅是他的悲哀，也是他所在选区几万选民的悲哀。同时，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没能让他知道大法多好。如果仅仅因为这件事情难做，就放弃了，我的慈悲哪里去了？于是我在大选结束后，又去约他，这一次终于约上了。

历时整整一年多的时间，我终于约上了他。当时我们和他谈得非常好，谈了整整45分钟，我也由此在一年多后见到了那位从未见过面却能听出我声音的秘书，他也为我们高兴。从中我也在想，在正法当中，多么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去做洪法正法的事啊，每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努力都不会白费了的，我们在这里付出一点点，在另外空间可能就是轰轰烈烈。如果我们都能长期的，持续不断地去做看似“一点点”的工作，这“一点点”就会汇成正法的巨大的力量，而这力量力可劈山。

在申请难民的日子里，有一段时间，我就感到如同在监狱里一样，看着别的学员去美国和其他国家参加法会和各种讲清真相的活动，我的心里很着急，尤其是去年9月在纽约的大型活动，多伦多的学员几乎都走空了，我着急地都想哭。同时，那段时间我不能工作，洪法正法需要钱，我却拿不出来多少，自己的口袋空空，有力使不上，有点捆住了手脚。仔细想一想，我虽然失去了很多，但我也得到了很多。我由此而有了宝贵的时间用来洪法和讲清真象。因为约见国会议员，和他们联系，都要在白天，而且在工作日。我在这近20个月的时间里，前后约见过50多名联邦部长、国会议员、参议员、省议员和多伦多市议员，有的国会议员曾经见过十多次，和他们交上了非常好的朋友。我并不是想说明自己有多了不起，我只是想说，我们是在大法中修炼，大法给了我们力量。每当我想起赵昕，这位柔弱女子，她在面对邪恶时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我禁不住要流泪；每当我觉得无助时，只要想一想国内那些普通的学员，我的勇气就会从心底升出。我在这过程当中认识到，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哪怕自己个人的关、难非常大，也要把大法放在首位，把洪法、正法讲清真象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做，个人的关、难就在其中会过好。

在这期间，我深深体会到学法的重要性。记得有一次看《转法轮》，老师讲到了天魔，“没有被炸死的，就抱着原来那种特性、那种理去在这个宇宙中行事。新组建出来的这个宇宙是按照新的宇宙特性、这个理在行事。所以没有被炸死的就成了干扰宇宙理的魔了。可是他也不是那么坏，他只不过是按照上一个周期宇宙的特性在行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天魔。但是他对常人却没有什么威胁，他根本就不伤害人，他只是抱着他那个理在做事。”我由此想到了我们在正法当中所起的作用。正法的进程如此之快，如果我们没有在法理上明白，正法对我们的要求已到这里了，而我们却还是按照几个月前正法进程中的方式去作，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障碍。我们要突破以前头脑中很多束缚我们的框框，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在平时静下心来学法，多在法上提高。

最后，我想以老师《洪吟》中的诗结束我的发言：同心来世间，得法已在先。他日飞天去，自在法无边。

谢谢大家。

（2001年6月加拿大多伦多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