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6年大学毕业后,在烟台青少年宫当教师,后被迫辞职。98年初,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但青少年宫以曲凤家为首的一夥违法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极力阻止我和男友孙明豪炼功,并为讨好上级,恶语诬陷大法。
2000年2月15日,曲凤家等人为防止我们再次进京上访,对我们进行非法关押。我们绝食抗议,他们叫来我们的父母一同劝说,并强调要恢复自由必须得写不进京上访的保证,被我们严词拒绝。
2月19日,青少年宫顶头上司烟台团市委书记刘曙光派车和司机,把我和男友分别送进烟台心理康复医院(原莱阳精神病院),护送我的是青少年宫副主任王延宁、片警张勇及我父亲。
进去后,我被关在二疗室。那是一排简陋肮脏的平房,老鼠成群结队地在室内乱窜。里面有七八十病号,院方多数让家人签署强制治疗的责任书,实际上是为他们粗暴的治疗方式开脱。病人几乎天天在恐吓中度日。诸如“快吃!不吃就鼻饲(插管)!”“把他绑起来!”等等护士的喊叫声不绝于耳。
我进去时已有五位大法弟子在里面了。据说前面还有几位是因为经受不住50多天的天天灌药,被迫写了保证才放出去的。第一天,主治孙大夫(女)及主管姜主任(男)走过场地与我交谈,我就抓紧时机地告诉他们把迫害法轮功定怎么违法,怎么错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进京上访等等问题。在我有理有据的陈述下,孙大夫说;“知道你们都是正常人,可是也不要太倔强了。”我说;“上不上访是每个公民的权利,这里可是医院,无权干涉。如果把正常人关在这里,就成为被人利用的政治工具。”她无言以对。第二天,由于我不配合吃药,护士长就叫来三四个护士把我按在床上,用很多水往我嘴里灌,我极力反抗,最后也没灌进去。护士长说;“不就两片维生素,还这么费劲!”我说;“既然就两片维生素,那说明我们不是精神病人,你们就不应该接收我们进院!”
后来,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配合吃药、打针,处处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用慈悲的胸怀去宽容医务人员的冷言冷语和精神病人的打骂。我们几乎包揽下二疗室所有的卫生、杂务及照顾病号的工作,原来肮脏的环境变的乾净整齐,许多病人见我们就竖大拇指。在该院年度卫生大检查中,二疗室得了全院绝无仅有的满分。全体成员都十分感激大法弟子。并且,在例行的尿液、血液化验,心电图、脑电图等各项检查中,孙大夫说我的化验结果都是正常。特别是当我做脑电图时,大夫突然问我:“你是炼法轮功的吧?”因为他知道,在精神病院怎么会有这么清醒、思维敏捷的病人呢?看来他们关押的大法弟子远不止我知道的这些。
在所有的大法弟子的努力下,大夫护士们渐渐了解到我们原来都是健康的好人,而且有几位护士很感兴趣地听我们背师父的经文。她们也不忍心再强迫我们吃药、打针了,集体炼功也没人干扰了。但护士长见到这种情形似乎很不安,就冲我们大嚷;“不准法轮功干活,老老实实接受治疗!”我们没听她的,以祥和的心态,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并多次要求出院,她们每次都用各种借口搪塞。
进精神病院后,我先后见到十二位大法学员,较早送进来的一位王大姐因每天被迫吃一大把药,已被折磨得行动迟缓,有气无力。有五位莱阳本地大法弟子李力、姜娇、张云、李颍、王世玲,无任何理由,只是镇政府因她们坚修大法,怕她们进京上访,有的直接从家里强迫押送进来的。另外,莱阳的姜淑苹、腾翠杰、姜淑玲因进京上访被当地政府及公安送来,其中姜淑玲直到进病房大门时,警察才把其手铐打开,怕她逃跑。烟台芝罘区的宋辉因在拘留所绝食14天,被其单位(烟台市二建公司)及派出所送来。芝罘区孙玉华,因给中央写信,反映其夫由于炼法轮功而被无理撤职、开除党籍一事,被公安强迫转化无效后送进来的。烟台市新华书店职工宁淑芝,因坚修大法被强行送进来。
在被关押期间,青少年宫王延宁、刘鲁民二人看望过我一次(事后得知,他们是去接我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男友孙明豪时顺便才看我的),他们说只要保证不进京上访就接我回去,被我严词拒绝。
过了几天,医院姜主任说他们受到市政府的压力太大了,人被送进来就必须接受治疗,直到保证不炼法轮功。我们坚决不配合。他们看说不通,就强制打吊瓶。大约七八个人把我往床上拖,我一边对他们说;“这样做是不人道的,你们要为这一切负责。”当把我拖到床边时,我用双腿勾住床腿,他们不管我的死活,拼命拉扯,床都差点掀翻了。一位同我们住一个病房的胖大姐(病人)见状哭喊着;“不能绑她!她是好人!”护士长喊道:“再嚷连你一块绑!”她也喊:“绑就绑!”最后,他们用了五根白布条,把我的肩膀、四肢扯直,紧紧地绑在床上,给我打吊瓶,还趁我不能动,插管灌了一次药。我感觉口干舌燥,全身困乏无力。我看到其他四位学员也被绑在床上。我被绑五天(大约),打了八只吊瓶,但我一直坚持背师父的经文。最后,经我们强烈要求,护士才解开布条。
医院姜主任见大家仍不配合,又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就让我们再次体检,想从化验单上作文章。姜主任说我的心脏不太好,需要再检查。我拒绝了。一天,一个男医生和一个护士抓住我的手腕,要强迫取血,我拼命挣扎,他们才未得逞。过了几天,他们又把我绑了五天(大约)。
在每次要求出院遭到拒绝后,我们开始绝食。姜主任说:“在这儿还想绝食?不过,你们只要不进京上访,我就可以放人,但还得单位同意接人。”我们坚持,只要院方不停止这种非法关押健康人的做法,我们就继续绝食。在我们的压力下,宋辉很快被单位接走。后来,张云、姜淑玲被转移病房,其余学员被强迫灌食。绝食期间,医院姜主任多次找我谈话,让我妥协,还威胁我说:“你绝食也没用,你单位不接人,就甭想出去。况且,我们医院里,有各种先进的医疗器械,有一种电疗床能让你马上休克。”我不为所动。第三天,我的父母赶到,见此情景,强烈要求放人。因入院手续上有我单位和我父亲的签名,所以必须双方都同意,院方才放人。
青少年宫曲凤家口头上答应,但故意拖延。为保证我的安全,父母被迫住院陪床,等待青少年宫签字接人。又过了三天,青少年宫副主任王延宁来到医院对我说:“你要出去必须先写不进京上访的保证,否则就永远呆在这里!”我不写,他气急败坏地说:“那你就呆着吧!”我说我会一直绝食下去的,就毅然回房了。第二天,母亲说她口头保证我不进京上访,才使王延宁在出院手续上签了字。3月29日,我出院时,姜淑苹、腾翠杰仍被关押,据说,镇政府要等中央两会的风头过去后,才能考虑她们的事。
事后,青少年宫扣发了我们几个月的工资及所有讲课费,还说我们仍欠单位多少钱。我说修炼人不重名利,扣我的钱我可以不追究,但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我是不承认的,他们自知理亏,无言以对。
大法弟子孙香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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