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日子

我是于1997年在北京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去年9月初来到英国。很高兴能参加英国第二届法轮大法法会，也很高兴能有机会向各位同修介绍一下1999年4月25日至7月22日期间，我在北京的一些见闻和修炼体会。

4月25日和平请愿

4月24日晚，我们在集体学法时，几个功友说起了前几天发生在天津我们的学员被抓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中国科学院的何某某在天津市教育学院的校刊上发表了题为《我反对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该人在文章中恶意攻击、诬蔑法轮功，并暗示有可能导致成义和团之亡国运动。首先读到此文的天津学员自发地到该学院编辑部请求他们给予更正，但是校方的态度非常不友善。随着此事的传开，更多的大法学员陆续地去该学院反映真情，然而该校领导却叫来天津市的警察开始打学员并抓人。介绍完这个基本情况后，一个功友给我们念了一遍何某人写的这篇攻击大法的文章，并说有许多学员想在明天（4月25日）去府右街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向中央领导反映天津市警察局乱打人抓人的情况。我们对此也进行了讨论，各抒己见，有的认为这是在六四前的敏感时期，我们去向当局反映情况容易引起误解；有的认为我们应当及时反映情况，要求释放天津被抓的学员；也有的说我们不仅要要求释放天津被抓的学员，还应当向中央领导反映有些政府职能部门随意决定禁止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并在有些省直接干扰学员炼功的情况。然而，持不同意见的人彼此都很难说服对方，最后大家都觉得自己怎么悟的就怎么做吧，谁愿意去就去，都不要勉强。

4月25日早上，我先对我先生简单讲了一下天津发生的事情，并告诉他我要去府右街同其他功友一起向信访办反映情况。他开始不同意，后来还是让步了。所以，等我从家里出来经西单商场这边赶到府右街时已是十点多钟，远远就看见与府右街相垂直的这条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坐满了学员，有很多是外地人装束，心里不免觉得惭愧来得这么晚。我先来到府右街上。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大街，所有学员都在街道的西边人行道上，最前边站着一排学员，让出了盲人道，这排学员的身后留下了一条供学员行走的小道，然后从这儿一直到墙角密密集集地坐满了学员。大家都非常安静，或者在自己看《转法轮》。我想站到前排的学员中，但是已经是人挨人，肩并肩，根本没有空间再多站一个人进去。而且后边坐着的学员中也是同样没有地方可再多坐下一个人。所以我顺着供学员行走的那条小道往北走，不多远就是西华门（在府右街的东边），我们的学员代表就是从这里进去向政府反映情况的。然后我从这里折回到刚来时的那条街与府右街相通的街口上，在那里找了一个地方，与三个北京师范大学的退休老师坐在一起。我在这里一直坐到了下午两点钟。其间去胡同里的卫生间时，才发现原来府右街西边的这些胡同里也坐了许许多多学员，大家同样很安静。

两点钟，一个大约只有十几岁的小功友一边抹眼泪一边向我们这边跑来，并绕过我们几人，原来她的父母坐在我们身后。这女孩手里还拿了一张传单。顺着她跑来的方向看去，有几个人在这个街口向学员散发传单。我起身过去询问那小女孩出什么事了，要过传单看了看，原来是以北京市公安局名义发出的叫大家离开这个地方的所谓公告，也没有加盖公章。而那个女孩在向她父母激动地讲述着的却不是这个传单，而是当那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向学员发传单时，天空中出现了许多许多法轮，这个女孩因为看到了那壮观的景象而激动得哭了起来。当然，那几个人的传单也就再发不出来，拿到传单的学员也未继续传递。

同那几个北师大的老师坐在一起时，我心里一直总感到有些不安。自己是年轻人，应该到府右街上去与第一排的功友站在一起。告别了师大的功友，我穿过几条胡同，随意从一个胡同走出来，没想到这个胡同口西南方的对面便是西华门。我挤着在这个胡同口边上同大家站在了一起。这里的气氛在安静中，显然又多了几分严肃和庄严。对面西华门的两侧分别向北向南一辆接一辆地停满了小轿车及警车，街道中的警察比起我在上一个街口看到的要多得多。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警察这样站着，心中突然觉得有些紧张。

后来，我发现在对面西华门下也站了一个人，有时在那里踱来踱去的。看其样子既不象政府官员，也不象警察。心中不免生出疑问：这人是谁？为什么他可以这个式地站在那里而警察不管他？我不时抬眼看那人，心中的疑问有增无减。等到我终于发自内心地不想再琢磨那人是谁时，身旁站着的功友突然轻声问我：你知道对面门下站着的那人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说那人就是何某某。怪不得他能站在那个地方。头天晚上听着功友念他的文章时心里还很气愤。这时看见这个攻击大法的人就在眼前时，心里却一点气恨都没有，平静得就象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一样。在这里站了一整天的功友们也都知道他，然而大家也都是那么平静，没有丝毫的仇恨。是啊，对这样一个将会遭到形神全灭的人，确实没有什么好气恨的。

下午四点多钟，由南向北驶来了一辆辆装满警察的警车，一直向北开去，不知道停在了什么地方。府右街上过往的车辆也在逐渐减少，后来基本上只剩下公共汽车和警车。很明显，官方在做着某种准备。这段街上的警察人数也在增加，我感到气氛紧张了起来，怕心也起来了。但是我周围的学员，不论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都依然是那么平静，而且不断地有学员想再站进来。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在这里站足三个小时。时间到了三个小时后，我又开始向南走，街道上警察比西华门那儿少多了，而且比我上午来时看到的还要少，他们看起来也很轻松，抽烟，聊天。无疑，学员们的祥和与安静打消了这些警察的戒心。当走到一个单位大门口前边时我挤着坐了下来，府右街上也只有这样路口的地方还能挤着坐。我小声地与身旁的一个功友交谈修炼心得。他是从天津的邻近地区——河北省保定来的，得知天津学员被抓的消息后，他当晚就乘长途公共汽车到了北京想上访。我对他说我有些害怕，他平静地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有大法在。他说得非常平平淡淡，但是他脸上自然流露出的纯真、朴实，却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从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聚集在一起的大法学员身上体现出来的大法的力量。我的心一下平静了下来，不再觉得害怕。值得一提的是，和我们坐在一起的还有一家从北京郊区来的功友，那个小婴孩不到半岁，也不哭也不闹，那对年轻的父母也总是笑眯眯的，当问及那婴孩有多大时，那位年轻的母亲脸上所洋溢着的、用常人的话来说叫做幸福自豪的笑容真是令人心动。他们一大清早就到了府右街，在这儿已经一整天了。

后来，开始有学员过来传递一些口信，从内容看，我们发现官方开始施加压力。最后一次口信，大意是说，如果警察来抓人打人，请大家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要同警察发生冲突。听完后，我们只是平静地把口信再传递给身后的学员，大家都没觉得受到威胁，也没有害怕。警察施加的威胁和压力，就象木渣掉进了一个大熔炉，瞬间就被熔化得无影无踪。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祥和。六点钟左右，有功友叫我看太阳，太阳周围是一片红光，就象我们在炼功场上看到的那种红光。我们都静静地看着。慢慢地，太阳变得好清凉，一个好清凉的世界。再后来，一个大圆盘罩在了太阳上，一个金色的卍字符逐渐显现出来在不停地正转反转，原来这是一个大法轮。虽然我看不见四周的小卍字符和太极，但是我相信肯定有的功友看得非常清楚。

晚上七点时，脑子里又冒出来一个想法，我想从南向北走过府右街，看看有多少功友，看看北边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样我又慢慢地向北走，再次路过西华门时，那里依然警察密布，但我已经很平静了。整个府右街西侧人行道上都是我们的学员，同样地，前边紧密地站一排功友，后边一个挨一个坐着我们的学员。不知道走了多远，发现了一个学校，校门是开着的，校园里全是警察，想必就是下午看见的那些乘警车来的警察了。所有与府右街相连接的那些胡同里都坐着我们的学员，也都留出相当宽的通道所以也不影响行人出入。快走出府右街时，遇到了几个一起学法的功友，于是我停了下来。在这儿，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已经坚持一天了，大家劝她孙女把她送回家，可是老人执意不走，大家挤出了一块地方使老人能躺下来。记得在学法交流时，老人曾说她早就过了天年了，现在的生命是师父延续来给她修炼的。还有一个功友说，他并不求非要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只要大法需要，他就会在这里一直站下去。

晚上九点多钟，开始有学员向外疏散。我们继续静静地站着，默默地注视着，直到有一个学员过来说，我们的代表已经出来了，朱总理接见了他们并同意了我们提出的四条要求，取消新闻出版署对出版法轮功书籍的禁令，给予法轮功学员以合法的炼功场所，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听完后，我们依然是那样的平静，大家慢慢地收拾好坐垫，安静地离开了府右街。

4月25日，这是我生命中难忘的一天。

风云莫测的日子（4.26－7.20）

4月26日晚，许许多多功友来参加了集体学法，包括那些没去府右街上访的。辅导员先告诉大家，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房间里集体学法，提供此房间的单位收回了房子，因为单位已经接到通知不准许再向我们提供场所。在同往常一样先学了一讲《转法轮》后大家就昨天的上访一事开始了交流。依然是各种认识都有，但是普遍地感到一些担心，因为这个国家的政策经常是说变就变的。

在单位里，办公室的同事也是议论纷纷。多数表示不理解，有一个直接说大法不好，认为在闹事。我刚向他们解释了一下就闭口了，因为说不了几句话就要变成争论了。在这个时候做不到心平气和地去解释，那最好闭口不说话。否则，他们真会认为我们在争斗。这时我发现自己平时学法不够，一着急，更说不清楚了。所以那时开始大量地增加了学法时间，一遍一遍地读《转法轮》，学经文。几天后，我开始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向同事作一些解释。

5月初，单位传达了一份公安部的文件，说有练法轮功的人要到香山去搞什么集体自杀，还说什么如果亲朋好友中有练法轮功的，要大家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我听了大吃一惊。生命对一个修炼者来说是多么的宝贵，怎么会去自杀？可是这是公安部的文件，也不可能乱编呀。我自己一直在中央政府部门工作，从未想过要怀疑政府部门的文件。所以我便认为这些想什么自杀的人不是真修者。5月份里，公安部的文件真是一个接一个，虽然没有直接说法轮功不好，但是总是在说练法轮功的人又要怎么怎么了，那些对法轮功一点不了解的人听了文件以后，会误以为这个功法不好，会误以为这些练功的人愚昧。这时我才开始对这些文件产生了怀疑，但是我还是不理解公安部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期间，集体学法显得尤其重要。我们每天的集体学法都改在了一些辅导员家中。但是，每周星期天下午在北京血站中心的学法点一直坚持到了7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因为该单位的一个领导也是大法弟子。在这里，我们互相交流各自在单位上所遭遇的事，有的单位已经明确要求党员不能练法轮功，我们也得知参加425和平上访的一位师级军人干部最终被劝退出党；也交流社会上对我们的议论，如何在法上认识这些事情等等。这段时间的集体学法交流对帮助每一个学员在法上提高认识，坚定修炼真是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记不清是在5月底还是6月初，我所在单位机关党委作了一次关于机关工作人员练法轮功的情况调查。那是一个下午，局里一个同事每个办公室发了一张表，要求以处室为单位登记哪些人练法轮功。虽然通过集体学法交流时我已经作好了被开除出党的思想准备，可是真的事情突然出现而且还没有到想象的那么严重时，我的心还是怦怦跳了好几下，房间里也似乎一下变得安静，静得就象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一样。我告诉自己要冷静下来。然后拿起笔，认认真真地在那调查表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我放下笔时，心里突然产生的那种平静真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那时办公室里只有我和那个送表格的同事，他极力劝我要好好想一想，在文革中，有许多人就是因为讲真话被打成右派的。我只能多次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

大约在5月底，我们的集体炼功也开始受到干扰。过去我们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下午在海淀体育场的大型炼功洪法活动被禁止。进入6月份，我所在的那个清晨炼功点也开始受到干扰。先是“法轮大法义务教功”的大横幅被派出所没收，辅导员去要回来后没几天又给收走了；再去要回来又被收走，就这样不停地被搅扰。后来派出所又把“法轮大法简介”这个小一些的横幅也收走了。同时北京市及外省区的学员炼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干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学员继续向中央及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反映情况，中办、国办于是于6月14日联合发表关于对法轮功学员上访问题的回答，指出中央及政府从未反对人们练气功，也没有说党员不能练法轮功等等。此答复也在中央电视台及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介发表。从这个答复中，人们似乎看到了这届政府的开明。但是，在中办国办这个答复发表以后，我们的炼功依然受到干扰，有些辅导员继续被跟踪被监视。现实状况与这个答复中所阐述的相差甚远，我们明白了，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更大的考验还在后边。

（2000年8月发表于伦敦法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