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系统：在中国被包围
【编者按】1999年10月底，大约30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政府公开称法轮功为“邪教”的当天，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紧急新闻发布会，向西方媒体宣布法轮功真相及大陆镇压法轮功的真相，以正视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纽约时报等西方主要媒体的驻京记者当日参加了这次发布会。
在这些记者当中，有一位女记者名叫B-trice Turpin。她当时是美联社电视新闻（APTN）驻中国的摄影师兼节目制作人。在上述北京新闻发布会期间，Turpin女士积极地进行了采访并如实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证词。
Turpin女士曾任巴黎CBS“60分钟”节目的制作助理，在从事新闻工作以前，她拍摄了3部影片。Turpin女士现在泰国曼谷做自由录像记者。以下是她最近披露那次报道活动时的相关资料。原文发表于media channel。（2000年6月1日报导）
B-trice Turpin讲出在北京报道一个非法抗议是什么滋味。 通过B-trice Turpin，中国渐渐成为世界强国的状况经常出现在新闻报导中。我们经常被告知西方无法忽视中国的市场。与此同时，我们却可以意识到中国军队入侵台湾的威胁以及中国间谍偷窃美国的核机密。对践踏人权的报告也有很多。最近，我们的报纸和电视最热门的话题是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和中国加入WTO的问题。这些综合消息造成更多的混乱，使得本来可以对中国共产党施加重要压力的政策制定者受到无可奈何的气氛影响而改变他们的决定。
做为在北京的美联社电视新闻（APTN）--这个美国唯一的电视新闻代表处的节目制作人兼摄影师，我的经历可以表明中国的权力正在向多么广大的范围延伸。中国不仅仅于满足控制他们自己的媒体，他们比以往都更加大胆地试图堵住外国记者的嘴。这种趋势一直存在，而那些刚刚在1989年发生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后就在中国工作的记者坚持说情况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最近的事件显示出中国政府正在大幅度倒退，并无意按照西方的要求给予更大的透明度。
更为严重的是，来自中央王国的保安力量正在施加更大的压力，并影响到某些新闻组织的新闻覆盖范围和公正性。某些报道被扼杀，对敏感话题的报道受到限制，以尽力保证西方媒体正在增长的经济利益。这一底线思想甚至影响了某些新闻媒体对待记者的方式。
我自己和中国这种力量之间的问题从1999年7月起开始升级。由于我的文件中的一个技术错误，负责外国记者的公安威胁说拒绝给我换发必要的签证。由于对我就一些敏感主题（主要是法轮功）的报道感到不快，外交部的手续处理也变得非常缓慢。
因为不再满足于在文件问题上对我进行骚扰，警察还给我的中国房东打电话，并开始因为他出租房屋给一个外国记者而对他进行威胁。（所有住在中国的外国记者都应该住在官方批准涉外的房子里，这样警察可以严密的监视他们。按惯例，警察对这方面都不做严格要求，然而最近政府对这个规定的执行变得严格起来）。结果警察拒绝接受我的签证申请直到我可以证明我现在住在官方的涉外房子中。他们作此声明时离我当时的签证过期只剩下几个小时，而且不顾外交部已经向我的老板保证我可以有大约一周的时间去找到一个新的住处。我必须狂奔去一个酒店登记以便使警察可以接受我的申请。我又在我原来的中国公寓中住了几天，因为我有两只猫，无法带到酒店里。但我一直担心警察会将我驱逐或以此为借口在我获得签证问题上制造更多障碍。
几乎每天都得去公安局或外交部的日程，对我最终是否能留在中国的疑问，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找到新公寓的压力，这些都与我的上级的态度有关。
这里提及的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住房问题很久以来一直是APTN和我争论的核心。所有在北京的摄影师都有住房补助以使他们可以负担昂贵的官方涉外住宿的租金。我不认为我可以被合理地排斥在这个规定的外面。更为重要的是，每次当我被拘禁，警察就提出我“非法”租房的问题。这成了他们给我施加压力的另一种手段。在一个警察有如此众多理由可以向人施压的国家，我认为APTN拒绝给我住房是一个错误。
第二，公安部开始骚扰记者的目的是想把他们搞疲，这样他们在外出报道另一个敏感问题的时候就必须三思而行。因此雇主尽力帮助被骚扰的记者就非常重要。但事实远非如此。尽管我是APTN的全职雇员，我却没有合同。1999年3月底我得到许诺说会有一个职员的职位与合同，但那个许诺从未兑现。因此如果中国政府驱逐我，我没有法律保障可以使APTN在其他地方雇佣我，或在我找到新的职位前付我薪水。
在这个方面的态度并不好多少。在我签证过期的那天早上，我被吼叫着告知我需要花时间去找公寓。同一天下午，在警察声称在我能够证明我已经换了住房之前将拒绝接受我的签证申请之后，我被大吼着警告我必须尽快找到一个新住所。
这些细节看起来很多余，但我必须强调公安的心理目标以及这种氛围对一个记者的工作的显而易见的影响。
这一幕只是将要发生事件的开始。
我最终得到了一个非常渴望的假期，并回到北京。我决定继续我的记者工作并说服自己去和被我母亲称为“与现实合作”的现实打交道。（我感觉这是对廉价业务实习的委婉的说法，但别介意……）。事情开始好转，工作气氛也变得好多了。
在十月，由于法轮功问题，事情又开始激化。在天安门广场有抗议活动，法轮功成员每天都在被逮捕。在1999年10月26日，我去广场拍摄逮捕的照片，并被警察拘留。我试图将磁带藏在我的内衣里（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这么做）。公安威胁如果我继续报道法轮功就驱逐我，并用我在夏天不得不面对的那些麻烦提醒我。
两天以后，在1999年10月28日，法轮功在北京郊区召开了一个秘密的新闻发布会。这个故事成为全球的头号新闻，并给公安的脸上一个响亮的耳光，因为公安接到中国高层官员（可能是江泽民本人）要求结束法轮功带来的“严峻考验”的严厉命令。
警察对新闻发布会的反应是有组织的，而且不幸的是，有效的。已知的报道这个事件的记者被到处追踪。与法轮功成员继续接触或在其他敏感问题上工作已几乎不可能。几天以后，5个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记者被传讯。我们的报纸被收缴，我做为其中的一个再一次被警告如果我继续不合作就驱逐。我还被告知我不能再继续工作，包括参加外交部两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
国际媒体的反应是强烈的。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召开了一个会议，并向中国外交部送交了一个正式的抗议信。美国大使馆也被卷入。我听说（但无法证实）美国助理国务卿将这个问题提交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关于传讯的报道成为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面对这样的压力，公安部归还了我们的报纸。然而对我们行动的无情跟踪却并未停止。
到了这一步，我的苦恼在于无法继续报道法轮功的故事。除了被跟踪并会给和我接触的人带来麻烦以外，我办公室的人也缺乏继续报道这方面事件的意愿。我被告知在万一有更为“惊人”的计划时，我可以通过呼机和公用电话与法轮功成员保持联系，但他们极力不鼓励我进行采访或试图进行更深入的报道。
在1999年11月18日，我为一个新闻发布会摄影，在发布会期间，我把我的手包和一个工具包放在前排的座位底下。当发布会结束后，我发现我的手包－－其中有我的呼机，手机，记者证，居住许可和护照－－丢失了。我头脑中闪过可能是警察偷走了我的包，但我打消了这种偏执的想法。然而当向其他记者复述被盗时，他们都有相同的反应。这种手段公安曾经采用过。
是否真的是警察偷了我的包是一个永远无法澄清的事实，现在也没什么关系了。重要的是后续发生的事情。
在被盗的当天，我按照指示去了公安局。他们拒绝给我申请新护照所需要的被窃证明。他们声称需要照一张照片（后来证明根本没有必要）。他们在说话时带着讽刺的笑容，并说他们想等等看我的包是否会出现。这不是正常程序，并将我置于非法的境地。而且，这使我无法正确地做我的工作。
下一步是给我的大使馆打电话（我有双重国籍，在中国期间使用的是我的法国护照）。和我通话的官员了解到我和警察之间的麻烦后，说不管怎样她会给我一本新的护照，因为他们认识我并且信任我。然而，警察拒绝承认我的新护照，因为它是我在没有他们挂失证明的情况下获得的。他们要求我的使馆出具信函，声明我原来的护照确实被窃了。而大使馆却因为没有警察的被窃证明而无法出具这个信函。法国使馆证实（警察）否认我的文件（新护照）是不正常的，并告诫我，说如果警察继续拒绝承认，我应该离开中国。
同时，我的老板否认存在的问题，并说，“你只能自己处理这个事情”。我问他是否通知了伦敦的新闻管理处，他反驳说这样做没有必要。既然我已被告知应该自己处理这一情况，并且从我可能被驱逐出境这点来看，我感觉让伦敦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很重要，因为我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我告诉我的老板我将自己发电子邮件给伦敦。我的邮件只是提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拷贝给了我的老板。这立即引起我的老板的激烈反应，他认为我越级行事。他也立即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给新闻经理，并拷贝给我，声明如果我与警察之间有矛盾，是因为我的“恶劣态度”造成的，而警察只是在执行公务，APTN不该介入，否则警察会将视为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干涉内政”是中国在反驳对其人权记录和其他敏感问题的指责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我的老板的电子邮件是他个人的打击，用意是破坏我的信誉并将我描述成为心理不稳定的人。它也表明我的老板实际上是与警察站在一边，而且不会帮我做任何事情。我试图与伦敦的新闻经理讨论这个问题，但电话谈话变成一片噪音。我又一次感到被公安骚扰而得不到APTN的任何支持。
数天以后，伦敦的新闻经理告诉我，我将不会象我数周前被通知的那样得到提升成为签约的职员。另外，他警告我由于APTN的重组，我的位置正受到威胁。
我的老板最终被外交部召见去讨论我的文件问题。当我问他会谈的感受，他拒绝给我任何细节。他只是简单地说中国政权“确实不喜欢法轮功”，以及我可以拿回我的记者证。最后，我确实恢复了我的文件。但当所有的外国记者在1999年12月31日（译者注：原文为2000年12月31日，疑为笔误）前都更新了记者证的时候，我的却没有。外交部雇员在递给我证件时确实说他们会在3月份更新它，但我无法保证他们到时候会这样做。这是很显然的一种压力以使我不再报道法轮功或其他敏感问题。我向我北京的老板和伦敦的新闻经理提及这一点，但是没有回音。
这个态度并不令人惊奇，因为随即发生的事件告诉了我原因。
在1999年12月31日，我和另一个同事被派到天安门广场报道那里聚集的人群。我的同事有一个Beta相机，我有一个小的数字相机。尽管政府尽了最大努力在这个城市除天安门以外的其他地方组织活动以使人们远离广场，人群还是自然地被吸引到这个名义上北京的中心。有大量的警察出现并逮捕法轮功成员。我的同事和我都不想拍摄它，因为这不是我们来到广场的目的。然而我们被骚扰并被告知离开。在午夜时分，我的同事爬上他自带的梯子开始拍摄人群。警察冲向我的同事并阻止他拍摄，并驱赶聚集在他周围的人。他继续开着摄像机，我在我的数字相机中照了整个过程。在我们两个间，我们对中国步入新千年时天安门广场的氛围做了完美的定格。我强调这个氛围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在面对整个国家日益高涨的不稳定因素的巨大恐惧，因此是一个合理的报道。
在回到我们的办公室后，我的老板拒绝在我们的版面上放上任何一个关于警察的反应和骚扰的图片。这证实了我的怀疑，APTN决定软化它对中国的报道。这更增加了我最近痛苦经历带来的压力，我发了脾气。
第二天晚上，星期六，2000年1月1日，我接到了伦敦新闻经理的电话，他告诉我我的位置从1999年12月31日午夜出去工作的时候开始，变得多余了。他们给了我一个月的薪水，又从中扣除了一部分做为房租，并商定由APTN为我付2月的房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闻经理说如果我与公司签订合同的话，会有后续的一些手续，但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成功”地签订这样的合同，APTN没有义务这样做。换句话说，我现在没有任何权力。数日后，我得知我的位置并未变得多余，实际上APTN想要将我换掉。
那时，我休了一个月的假去了老挝。当我一回到北京，我发现正流传着意在诋毁我名誉的下流的谎言。谣言说我被解雇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且极难相处，无法和老板融洽关系。我感到对一个为他或她自己的权力，以及更重要的新闻的公正性而挺身而出的人被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是不公平的。而且，如果我无法与老板融洽相处，那是他在对待我与警察之间的麻烦时表现的态度有关的。
因为我的中国签证将在2000年3月2日到期，我必须准备一次国际搬家（当然由我个人出钱）。因为我不能指望北京政府会更新我的记者证，而且我的名誉被破坏了，我已经没有希望在北京再找到一份工作。
我现在是曼谷的一名自由记者，并得知这里的APTN摄影师已经被派到北京去取代我，尽管她不懂汉语。反过来，她在这里的职位也被取代。
为什么APTN以如此可怕的手段对付我引发了一些麻烦的问题。首先，APTN在中国有重大商业利益。除了与许多中国的电视台（都是政府控制的电视台）签订合同，让他们使用APTN从世界其他地方供应的材料外，APTN在很早的时候就说服政府及中央电视台直接从APTN局组织卫星转发器。在过去，所有的广播机构和代表处都必须长途跋涉到北京西边以便进行卫星转发。路透社现在也被授予这种特权，但APTN是第一个，这显然给它很多商业好处。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是我还受雇于APTN时，在北京办公室无意间听到的消息。一个市场执行官说新的APTN的政策是集中搞广播服务和商务，而不是新闻。为什么APTN如此不愿意在我面对警察骚扰时支持我？为什么他们甚至否认存在的问题？唯一的可能答案，象我看到的那样，就是他们害怕这些会对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注意到在1999年10月的法轮功秘密新闻发布会后，当五名外国记者涉足此事，曾经有一次波澜，被收缴的报纸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当公司发话时，当关于警察骚扰的报道成为《纽约时报》或CNN的大标题时，中国政府感受到压力并且部分地改正了它的行为。与此相反，APTN给予中国的信息是：压制外国记者是可以的，因为他们会在这种压力下屈服。
自从1989年的悲剧事件以来，中国已经从西方媒体尤其是电视的力量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都依赖于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的报道。禁运以及其它制裁也相继出笼。在某些问题上避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压力，是中国政治家中一种很强烈的愿望。他们不断这样成功地做到这点，也正是中国正在变得如何强大的证据。然而，这种力量并非来自军队，而且很可能也不来自一个对自己的民众负责的政府，而是来自西方社会要赚得越来越多而且更多的钱的巨大商业贪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