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从我身上搜出法轮章,于是我们被关到了一所学校的教室内。里面关满了各地的大法弟子,都是进京被抓进这里的,将被分批拉回各单位。我在傍晚的时间上厕所时,偶然间发现墙不太高。我当时立刻想到我要出去上北京护法,不能被他们拉回去。于是我一看没人注意,我爬上了墙头,翻过墙去。没想到外面又是一层又高又大的墙,上面还有玻璃渣子。我心想,时间一长警察发现我走了马上会追的,怎么办?不能这样束手就擒,堂堂正正的走出去吧。正念一出,我就主动上前去推看门人的房门。没想到我手刚一碰到门就开了,看门的人好象要去解手,我俩正好打了个照面。他吃惊的问:“你,你是干什么的?”我笑着十分平静地回答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神奇的事情就在一瞬间发生了,那人一听法轮功就低下了头小声说:“你要干什么”?我说:“请你给我开开门,我要出去。”那人竟然再也没问一句什么就说“好、好”。急忙穿好衣服找着钥匙给我开了大门。
我出了大门,叫了出租车送我过了黄河大桥,来了上石家庄的车。我上了车,到了石家庄,那儿控制的更严。上北京的客车已两天不准发了,打出租车去北京得花900元,还得有身份证。我的身份证早被他们没收了。我当时就只有一个信念:反正我一定要去北京。心想:客车不准跑,货车总行吧,所以,我就租了一辆货车,花了650元钱,司机把我送到房山区。我又拦了一回大卡车,花了15元,又花了140元搭了一辆出租车,几经周折,我终于于7月23日晚8:00多来到天安门广场。
在北京的十二个日日夜夜,我和全国各地大法弟子经常切切磋交流,怎麽做。我发现有不少弟子生活有困难,我就从我已不太宽裕的钱拿出120元,给了2个同修。自己每天只吃1.8元的馒头(每顿2个0.30元/个),一碗稀饭,吃点咸菜,渴了上厕所、工地喝自来水。晚上睡在公园长凳上,下雨就睡在屋檐底下。十二天内在那酷热的天气里我仅花了二十多元钱。这是常人根本做不到的。也不会相信的。到8月5号在天安门广场被单位抓回时,我身上还剩100元钱,立即被他们没收。回去后把我关押21天后放出。
一月后我又和我乡部分学员悟到:要遵照师父讲的:“堂堂正正地修炼”,不能叫常人牵着鼻子走。表面上说不炼了在家偷着炼还叫什么真修,真是愧对师父、愧对大法。所以我又于10月22日到乡政府要收回保证书,声明要堂堂正正的炼功学法。
乡里大惊,立即把我押进了公安局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是真尝到了受迫害的滋味。同时按照他们的说法,我是我们乡最动乱、最不老实的一个。他们在没逮捕令,也没有任何合法手续情况下,就强行给我带上了一副很重的铐子。勒在大树上反扣了近2个小时,然后他们就去喝酒去了。回来后看我还不老实,就拽着手铐将我拖上车。在所里我每天一炼功就挨打。我也记不清被打了多少回,只知道把我的腰打蹋了,每天几乎90度弯腰走。他们还讥笑我:“你师父不保护你吗”?我只是付之一笑。和他们这些十恶之徒能说什么呢?一次我在打坐炼功,一个看守在旁边看见就用电棍电我。我当时不知道,只听“啪,啪”响声。我也没睁眼,继续炼。他又将电棍触在我的手指上(当时我正在炼加持),我只感到酥酥的,挺好。那人说:“啊呦,这小子可能真有功。”就吓得悄悄地走了。
他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看守,其中几个狂徒不信。第二天他们叫几个犯人把我按住,他们就又用电棍电我脖子,我不吭声。他们急眼了,就又电我脸,最后又钉在我的嘴上。我仍不吭声,这下那家伙气急败坏,就用电棍棒猛击打我的头部和肩头。警官吆喝说:“别把电棍打坏了”。他们又打开狱门放进来一大帮人,一脚把我踢翻在地,吆喝着要把我打固定。在一阵拳打脚踢中,我昏死过去。醒来后他们象捆东西一样把我用手铐脚铐固定不动,也不准上厕所,每天叫犯人轮班打。最后我实在承受不了,我答应他们不炼了。之后,我哭了。我心里在向师父求宽恕,知道自己还没真正放下生死,动了常人这一念。
一个月后出狱,看到广州法会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我惭愧得哭了两个晚上。我越看越觉得惭愧,越看越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师父为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遭了那么大的罪……我再也坐不住了,我要再次上北京。我要用我的生命、我的血肉之躯去维护我可敬可尊可爱的师父,去维护宇宙大法。
“生无所求,死不惜留”,我这生这世就是为这个大法来的,无论前面有什么火焰山,“无底洞”,我都万难不怕。于是,我又于农历正月十七晚上步行4天(因乡里派人追我),坐车一天,终于来到了北京,坚决地踏上了跟师父回家的路。(2000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