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

[中国潍坊消息] 在陈子秀去世的前一天，逮捕她的人又一次要求她放弃她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又一轮警棍打击后几乎失去了清醒意识的情况下，这个58岁的老人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暴怒的地方官让陈女士赤脚在雪地里跑。据其他目击这一事件的监狱中的人说，两天的折磨使她的腿严重淤伤，她的短短的黑发上粘着脓和血。她在外面爬，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并于2月21日去世。

一年以前，中国以外只有很少的人听说过法轮大法以其养生的功法。法轮大法以法轮功这个名字为人所知，它包含了调息、打坐以及阅读功法创始人李洪志劝善、有时颇为超常的著作。（译者注：炼习法轮功功法无需调息。原文此处为西方记者的误会。）

尽管法轮功已经在中国数百万人中流行，他在国际上引起注意还是去年4月25日的事。那天， 10000多名信众汇聚北京，围住了政府领导所在地中南海，要求政府停止在国家报纸杂志上将他们描述为宣传迷信的邪教。这一人群构成了奇异的景象：大多数是中年人，劳动阶层，当日离开北京市中心回到各地自己的家之前，他们只不过安安静静地在那里打坐。

但是，在一个对其威权的公开挑战没有足够包容力的政府眼里，这个抗议是一次无法原谅的挑衅。政府逮捕了数百名法轮功组织者，并发现其中一些人是中央政府、警察甚至军队中的官员。由于担心一个迅速发展的宗教会影响这个无神论的国家，北京在去年7月宣布法轮功为“邪教”并正式予以取缔。

面临着政府安全部门的全力打压，法轮功本应该迅速消亡。但与偶尔挑战共产党的异见者不同的是，法轮功的活动并未因为大规模的逮捕、殴打甚至残杀而停止。相反，一个强硬的核心仍然继续抗议。在北京的市中心，每天有数十人因试图展开呼吁恢复这一团体合法性的横幅而被逮捕。一年以来，法轮功信仰可以说是对共产主义统治的50年威权最持久的挑战。

代价过高的胜利？

陈女士的故事是极端的例子之一。一方是共产党，它如此坚决地取缔法轮功，并已采用了自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镇压由学生领导的反政府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共安全手段。政府在这场斗争中，如果可能获胜的话，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它的铁腕手段已使上百万的普通群众对它不抱幻想，比如陈女士的女儿，她在发生去年的事件以前是不关心政治的。同时这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因为它需要外国的帮助来解决一系列紧迫的经济问题。另一方是像陈女士一样的人们，以他们简单甚至或许天真的方式站在要求中国法律和宪法保证的自由的缓慢趋势的最前沿。与此同时，许多法轮功修炼者已经妥协--，例如，换成在家秘密修炼的方式，但许多人仍公开强调信仰集会自由的权利。“我们是好人，”据陈女士的朋友回忆，在去世前2天，当潍坊市政府官员在那空荡荡的水泥囚室里审问她，陈女士告诉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炼我们的？”

陈女士最后日子的故事通过采访她的家人、朋友和囚犯重建了起来。近几个星期有两个同屋囚犯的报告还被偷偷带出了监狱。这些报告的初稿已被检查过，并给作者的亲戚朋友看过，他们证明这文字是他们所爱的人写的。遭受虐待的证言得到二十多家独立的对其他城市法轮功信徒的采访的支持。他们各自提到也被棍棒和电棒殴打过，被拴在栅栏上为的是迫使他们承认放弃信仰。地方官员拒绝为此事对他们进行采访。

与此同时，北京官方对所有监狱虐待证言的立场是：没有法轮功修炼者在拘留期间受到过虐待。它说35000法轮功信徒去了北京，除了有3人在试图逃跑时死亡以外，其他都被安全遣返。国际人权组织说很可能有7个以上像陈女士一样在监狱受虐待致死的事件发生。

“只要她说与法轮功断绝关系他们就让她走，”陈女士32岁的女儿张学玲说。“但是她拒绝了。”3年前，陈女士绝不会想象她会因练法轮功而冒生命危险。她那时55岁，在国营卡车修理厂制造汽车配件，工作30年后提前退休。一天她从自己家1层高的砖头平房走出去散步，陈女士注意到一些法轮功弟子。已守寡20年而且孩子都长大成人，陈女士一天中没有多少事可做，所以她开始定时参加锻炼。“我母亲从来不是相信迷信的人，”张女士说，她自己并不练法轮功。“坦率地说，她过去脾气很坏，因为她觉得自己老了而且为独自抚养我们做了很大的牺牲。参加法轮功后，她的脾气好了许多，她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我们真的很支持她。”

热情的追随者

在后来的2年里，陈女士变成了一个热心的参与者，早上4：30起床，在一小块土地上与其他几个炼功人练上90分钟。在给孩子看一天孙子后，陈女士在晚间阅读该组织的创始人，李先生的著作并与其他同修讨论其思想。这些信念结合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做好工作，讲真话，绝不推托责任--以及一些特殊的观念，例如外星人的存在和不同种族都有各自同等的天堂。

渐渐地，法轮功赢得了她附近居民区的拥护。她住在徐家村，一个坐落在中国山东省东部有1百30万人口的潍坊市近郊的工业区。这个小村是个由白杨树划线的土路构成的迷宫，还有许多被褐色碎砖砌的墙包围的小平房--一个典型的正在被其邻近的城市淹没的小村庄。到去年为止，她所在本地的小组已经加倍成有十几个成员--算不上是个庞大的组织，仅仅是居民区中的一个普通存在。

对陈女士来说，中国于去年六月决定禁止法轮功是个很突然的事。她还没留意报纸和电视对法轮功的攻击，而且也没注意一年前其他成员包围北京共产党领导所在地。政府宣布禁止法轮功的那一天“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她的女儿张女士说。“她不能接受他们批判《转法轮》还称其为邪教。”

在家修炼

尽管没受到过多少教育并从未关心过政治，陈女士反对这种禁止。她邀请其他成员到她家里练功并拒绝否认她与该团体的关系以及对被她尊称为“李老师”的李先生的热爱。于是，去年11月，几个法轮功的上层组织者被判了长期监禁。震惊之下，陈女士加入了去北京的数千个同修的行列。他们只是怀着一个朦胧的抗议政府的想法。自从七月被禁以来，许多人已经去了天安门，还在那里双盘打坐并把手臂在头顶举成拱形--最经典的法轮功功法的开始姿势。陈女士还根本没做过那些。12月4日，她刚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她正走在天坛公园的路上，一个穿便衣的公安人员问她是不是（法轮功）成员，她诚实地做了回答，然后就被逮捕了。据她的女儿后来说，她被带到潍坊市政府驻北京代表处的办公室，一个类似于办公署兼宿舍的许多中国省市都在首都建立的为招待来北京的官员住宿的场所。

第二天，张女士和3个地方官员坐了7个小时的车来北京接陈女士。这对这些官员来说是一种耻辱，他们因为没管好自己的人而受到批评。张女士付了相当于60美元的罚款--一个月的工资，和她母亲回到家。她母亲抱怨警察没收了她随身携带的相当于75美元的现金。

“行政拘留”作为惩罚，城关街街道委员会（街道委员会是中国政府体制的最低一级）的官员把陈女士监禁在他们的办公室，离她家只有200码远。她以被行政拘留的形式在那里待了2周。行政拘留几乎可以被国家任意地强加于人。张女士必须为其母亲另付相当于45美元的住宿费。

1月3日，陈女士庆祝了她58岁的生日。尽管在日夜的观察之下，她仍旧精神百倍，张女士说：“她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她想要的只是政府不要给她定罪，因为她知道自己不是罪犯。”

然后，在二月四日农历新年那天，成百的法轮功请愿者在北京被捕并遭到殴打。（尽管已经不再受到监管，陈女士并没有去中南海请愿），首都的官员们为突然的事件感到震惊。二月十六日，陈女士所在的区负责人来见她，告诉她北京要确保不再有其他的法轮功修炼者进京，尤其是中国的一年一度的人代会将在近几天内召开。他要陈女士保证不离开家。

张女士说，“我母亲明确地告诉他们她不能保证不出门，她说她有权利去她想去的地方”。那位负责人气愤地离开了。

被关押

两天之后，张女士回家发现家里的客厅里有六位官员，他们说她母亲在外面被一群在街道四邻徘徊寻找敢于离家出走的法轮功学员的告密者看到了。陈女士被关押，此后她女儿再也没有见过她。他们告诉张女士说，陈女士在城关街道委员会办公室关了一天，但她在夜里不知怎么逃走了，具体情况不清楚。陈女士第二天二月十七日在去火车站时被抓。她显然是想要到北京的信访办去为自己上诉，这是老百姓在蒙冤时能去申诉的最后一个地方。

这一次，当地共产党区办公室来的官员把陈女士关进一个很小的，非正式的监狱，该监狱由街道委员会负责，对法轮功修炼者称之为“法轮功教育学习班”。

而曾被监禁在那所谓的学习班的人都形容那是行刑室。据四位被关押过的学员各自描述，街道委员会的这幢建筑物是两层楼、中间有一个院子，在院子拐角有两间平房，这就是拷打折磨人的地方。

再度罚款

当陈女士被转移到拘留所后，官员打电话给陈女士的女儿张女士说如果交纳$241的罚款，她的母亲就可以获释。张女士已经受够了政府的罚款，她说她母亲是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她告诉官员他们的罚款不合法的，如果他们不释放她母亲，她要向当地的检察院提出上诉。二月十八日，张女士在他们打来的电话再次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告诉他们她要诉诸法律，尽管她没能这样做。

与此同时，陈女士在监狱里度过了一夜，据另外两位关在同一牢房的人说，整夜都能听到从行刑室里传来凄厉的叫声。在陈女士被关进来之前，她获准再打一个电话，十八日晚些时候她打电话告诉女儿把罚款带来。被陈女士不妥协的态度带来的麻烦而恼怒的张女士和她母亲争论起来，她恳求她母亲妥协回家吧，她母亲平静地拒绝了。

对陈女士的折磨在那天晚上开始了。在这间平房的隔壁房间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写道：“我们听到她的惨叫。我们的心在煎熬着，我们的精神几乎崩溃。”据目击者说城关街委会的官员们用塑胶棍棒打她的腿、脚、后背下方，并用赶牛用的刺棒打她的头和颈部。和她同一狱室的人说，那些人不停地吼叫着要她放弃法轮功并咒骂李先生，每一次，陈女士都拒绝了。

一位母亲的申诉

第二天，也就是19日，张女士又接到电话让她把钱带去。张女士犹豫了，接着她母亲接了电话请求她把钱带来，她母亲的声音由平时的坚强自信变成低软而痛苦。打电话的人又接了电话，她说拿钱来。

张女士有一个不祥的感觉，于是急忙带上钱和一些衣服去了。但是楼的周围满布了保安人员，不让她去见她母亲。这使她怀疑是让她交更多钱的圈套，而且可能她母亲根本不在那楼里，于是张女士回家了。一小时后，有位法轮功修炼者来见张女士，告诉她法轮功学员在拘留所被拷打，

张女士急忙和她的兄弟跑了回去，带了一些水果作为一点对公安的贿赂。然而她被拒之门外，他们也不收她的钱。当她看到一个房间里一位老年妇女时就大声叫道，“我母亲是不是被打了？”这位老年妇女摆手象是示意“没有”，但张女士怀疑也可能是示意自己离开，担心她也被抓进去。张女士和弟弟回到家过了一个断断续续的无眠之夜。

随意处置

那一夜，陈女士被带回到那间屋子。当她再次拒绝放弃法轮功修炼，她被用棍子毒打和猛击，另两名被囚者听到了打叫，其中一人从门缝中瞥到了这一幕。她同囚室的听到了她谴责那些官员，说一旦真相大白，中央政府会惩罚他们的。但是，正如法轮功学员在全国各地一次次听到的一样，潍坊的官员告诉陈女士，中央告诉他们，为了铲除法轮功，“怎么都不过份”。毒打继续着，除非陈女士改变思想才会停止，这是两位听到此事的被囚者的证词。

在她进去两个小时之后，陈女士被搡回到位于二层楼上的牢房中。没有暖气，只有一张钢板作为床铺。陈的另外三位室友来给她护理伤口，但是陈女士已经陷入神志不清的状态。其中一位室友记得她呻吟着：“妈妈，妈妈”。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20日，她被命令到外面跑步。在一位同牢房的女士悄悄托她丈夫带出的信里写到，“我从窗子向外看到她困难地慢慢向外爬”。陈女士终于倒下，然后被拖回牢房。

拒绝给予治疗

“我是医药专业的，看到她奄奄一息，我建议把她送到有暖气的另一间屋子去”，一个同室者在信中写到。然而，当地的政府官员只是给她“三七”药片来止住内出血。“但是她已经不能下咽而吐了出来”。她的同室说，被囚者们恳求那些官员把陈女士送到医院，但是那几个一贯批评法轮功修炼者拒绝现代医疗方法是迷信的当官者，却拒绝了她们的要求。最后他们带来一个医生，这位医生宣称陈女士的状况健康。

但是，这位同室写到，“陈已神志不清而且不再说话，只是吐出深色的粘稠液体，我们觉得那是血。第二天早上他们才确认她快死了。”当地公安的刘光明警官说“试了试她的脉，而且她的脸已经僵硬了”，陈女士死了。

据张女士和她兄弟说，当天夜里，几个当官的到张女士家里说她母亲生病了。两人被带上车到了距离拘留所有一里远的一家旅社，旅社被公安包围了。当地的党委书记告诉他们陈女士死于心脏病了，但是不允许他们看她的尸体。经过几个小时的争吵，官员们终于同意让他们看母亲的尸体。但是必须在第二天才行，但他们必需在这个严密防范的旅店过夜。姐弟俩拒绝留下，最后被允许回家。

一袋衣服

二十二日，张女士和她兄弟被带到了当地医院，医院也被警察包围。他俩回忆说，母亲躺在一张桌子上，穿着传统的丧服：一件简单蓝色的束腰外衣和长裤。在屋子墙角的一个袋子里，张女士说她看到了母亲沾满血迹、被扯破的衣服，还有沾着污迹的内衣。她的小腿瘀黑，背上有六英寸长的鞭痕，牙齿裂开，耳朵肿大青紫。张女士昏了过去，她的兄弟哭着扶住她。

当天，医院出了一份报告，报告说陈女士是自然死亡。该医院拒绝对此事评论。张女士说，她质问官员们她看到的母亲衣服是怎么回事，他们说她母亲心脏病发作后行动不便，所以弄脏了衣服。

张女士和她兄弟试图提出诉讼，但是没有律师受理他们的案子。同时，她的母亲遗体冻在冰柜里，直到这桩恐怖的诉讼获得解决。

到了三月十七日，张女士收到这家医院的一封信，说当天尸体要火化。张女士打电话给医院试图阻止，但她说，医院的职员没有给她一个明确的答复，说会给她回电话，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再和她联系。从此张女士再也看不到她母亲的遗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