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很清楚的是1999年7月20日那天，我正好去石家庄出差。当路过石家庄政府门前，我看见许多大法弟子静静地站在那儿，或打坐或读法。我当时在车上，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等到傍晚时分，打电话回北京，才知道北京当天抓了好多法轮功学员。晚上回到家，得知母亲当天也去了府右街，母亲跟我讲述了当天的遭遇。
母亲早晨在炼功点听说政府已经逮捕了许多法轮功学员。母亲和其他功友，炼完功后，决定去府右街继续上访。当他们到达府右街附近的时候，发现有许多警察和警车。警察看到背着大包，拿打坐垫子的人(因为很多人是直接从炼功点就去了天安门)就上前盘问是否法轮功弟子，甚至搜包检查是否有大法书籍和磁带，和我母亲同去的一对年轻夫妻的大法书籍和磁带就被搜走了。然后他们全被抓上警车。等候在天安门的警车把一车车的大法弟子，送往石景山和丰台体育场。母亲他们被送到石景山体育场。体育场里坐满了大法弟子。大家一点也不害怕，开始读师父的经文和背《洪吟》，炼功等，是一次很好的交流机会。母亲印象深刻的是一个5岁的小弟子，背师父的《洪吟》很熟，而且告诉大家“我得法四年了”。后来有警察要大家登记姓名，住址，然后分区由各派出所，把大家分别领出去。
第二天一早，母亲又继续出去炼功。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才回来。这一天，他们在天安门又分批被强行抓上车，送到朝阳区某个学校，把大家关在一起，连上厕所都受到限制，强迫大家看了一天的电视，听关于批判法轮功的新闻。但大家根本没有人去听他们不符事实的宣传，在一起开起了心得交流会，很多老人讲自己的修炼体会，说自己的生命都是大法给的，不让炼功是不可能的。母亲感觉收获很大。那天，和母亲同去的一对年轻夫妻，因为女孩子比较活跃，在警察强行拉大家上车时，老是试图保护年老的功友。其实据母亲讲那两天，对老年人还是比较客气的，反倒是年轻的功友会受到严厉的对待，拉扯，推搡。这对小夫妻当晚被留在派出所，要他们面壁蹲墙角。
母亲的叙述让我们很为她担心，那时候我虽然也开始炼功，但照母亲的话，我就属于师父讲得那种“中士”“为兴而来”，学法少，炼功也怕苦。但毕竟我读了老师的所有的书，也看到母亲自从修炼以后从身体和精神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是相信法轮功的。但修炼的心一直不够坚定，有许多不愿意放弃的执著心。加上老公以他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感受，也不断的吓唬我们，说因为母亲已经三次去上访了，可能早被盯上了，要再去天安门被抓的话，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残酷的惩罚。报纸，电台，电视，每天不间断的地毯似的宣传攻势，也让我们感觉到政府的决心。那时候，我虽然也认为政府的做法绝对是错误的，但也不太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去上访，也不理解师父怎么允许弟子遭这么大的难？所以，第三天，我请了一天假，在家看着母亲不让她再去上访。其实后来我看到母亲在家心神不宁，甚至说要跳窗出去的样子，我知道我其实实在没有把自己当成炼功人，而且还用常人的情，阻碍母亲做她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
以后在北京的日子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白色恐怖。不可以在外面炼功，不可以在一起集体学法，电话可能被监控，每天不断的不符合实际情况铺天盖地的宣传。找一个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的清洁工人在电视上义愤填膺的说大法如何祸国殃民等等，我也是第一次如此深的意识到宣传的虚假和政治的丑陋！我其实一直是一个听到国歌、看到国旗都会感动想哭的人，我实在不理解政府为什么要如此严酷的对待一批以修炼“真，善，忍”为自己的愿望的善良的人们？逐渐的开始从法的角度去理解，我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是要发生的，就看修炼人的心是否坚定。尤其当我从电视上看到有一些炼功人，甚至个别站长，辅导员都很快出卖大法。我这个修的不好的学员都知道，这才是真的考验，大家你好我好，每天规律的学法炼功，怎么才能看得出对法的心是否坚定？怎么可能就这么容易就修成佛呢？
其实强权并不一定使所有的人都害怕，反而使更多有缘人了解大法。自从政府开始镇压大法之后，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包括他们的朋友都纷纷向我借书想了解大法。我还听一个朋友讲了一件事，就在镇压的关头上，北京公安局某处，派了6个公安轮流审讯，试图转化大法弟子，结果这6个公安同时去找局长，表示法轮功修炼者都是好人，他们没犯什么法，自己也不愿意再审他们。局长很吃惊，说那以后我这儿不能再接受法轮功的人，否则我的人可能都变成法轮功修炼者了。
我在这一阶段，也曾经冒出象刘胡兰一样英勇的想法，想要去上访。但毕竟自己修的很不扎实，而且发出的这一念，也不纯净，带着很强的常人的执著心。而且，我的因为担心上访，出国的事就会受到影响的私心也严重的阻碍了我的护法之心。唯一比较欣慰的是，我一直不断的向认识的人弘法。从来都毫不犹豫的告诉别人我是法轮功修炼者。我经常坐出租车，基本上每次都会告诉出租车司机关于法轮功的真相，我想他们接触人的面很广，了解真相后，他们也会主动和乘客聊天谈起。在单位里，虽然老板也要我和法轮功彻底决裂，但我一直都为大法据理力争。但那时的心很是不好，听到别人攻击大法总是异常气愤，根本不能心平气和的去告诉别人真相，总是要和别人争出个高低胜负一样，其实这样的弘法效果并不好，有时反而适得其反。我也意识到这是自己平时读学法太少的缘故，法读的少，自然理解的不深，即使有护法的心，做的不好可能也是破坏大法。我真的越来越理解师父讲的“修炼是相当严肃的”的这句话的内涵是多么的深刻。
7月份以后，我们认识了不少来自各地的功友，经常有许多功友在家里交流，而且十一月以后我们恢复了每周三个晚上的集体学法炼功。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集体学法成了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尤其象我这样平常读法炼功很少的人，这段特殊时期的集体学法炼功对我的帮助很大。那段时间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无法一一讲述，每天都有人被抓，每天都听到许多感人的修炼故事。我想给大家讲几个我认识的大法弟子的事情，从他们身上我越来越意识到法的珍贵和修炼的严肃性。
D和L这对夫妻是前面谈到的被罚蹲墙角的大法弟子。他们和我们是一个炼功点的。D是美国某企业驻京的一个企业的工作人员，他为了不因为上访或被抓影响工作，曾向公司提出辞职，公司没有同意。D给政府写了几封署名的信；而且在十一月的某一天，D开始恢复室外炼功。有一天晚上，他被抓起来了。被送到上海驻京办事处。他的妻子L，在家里知道，他可能被抓起来了，就把所有老师的法像和书籍，磁带都收到一个箱子。果然晚上12点多派出所的人找到他们家，要搜书，同时把L也交给湖南驻京办事处。很幸运的一件事是，被L收在箱子里的大法资料等，被送到上海驻京办，也不知怎么回事，在上海又原封不动还给D。他们俩都被遣送回原籍。一个月里，两个人都失去了自由。L在她的家乡，因为当地负责抓法轮功事情的是她的叔叔，所以她受到的考验是来自她家里人威逼利诱。D在上海被关了48小时就被放出来了。当然，有人一直监管他的行动，短期内不准回北京。
今年两会期间，他们晚上在家和几个外地功友一起炼功，因为被人告密，(据说举报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就可以得到500元奖金)又被派出所“请”去了。他们的房东告诉我们派出所也让他去了，威胁说要罚房东3万元，因为他租房给大法弟子。其实我知道，北京所有租房给大法弟子的人，一旦被发现就要处于重罚。他们俩在北京关了一个月，又被遣送回各地派出所关了起来。具体情形，我不太清楚，只知道D失去了他的工作，回到上海。他在给我的E-MAIL里没有细述他们的经历，只告诉我所有承受的一切对他们对法的认识上都有很大的提高，所以他们感觉很快乐。
还有中科院的小M，夫妻俩都是很坚定的大法弟子。小M也是被抓起来两次，关了两个月，据说他在监狱中利用一切可能向犯人弘法，效果很好。还有Y，她被开除后，我曾经给她介绍了一个文员的工作，她一个博士都乐意去做，后来考虑到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又被抓，可能会影响我朋友的公司，就没有去。后来听说她去天安门又被抓起来遣返回原籍。那段时间我介绍了几个大法弟子到我朋友的公司工作，他们都很喜欢大法弟子作员工，只是担心他们可能随时被抓。
我们接待的来自各地的功友，都是要去上访的。很多人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过了不少关。到了北京以后的生活很艰苦，大家许多人住挤在郊区的民房里，吃馒头，睡在地上，有一些功友一家三代都来北京上访，所有的这些功友都面临着下岗，关监狱等各种各样常人，甚至也包括许多象我这样有着强烈的私心的学员无法承受的苦难，他们只是为了给大法讨一个公正的说法。这些功友后来很多都去了信访办或天安门，都被抓或遣送回原籍。我听说广州有一个功友，被送回广州，把她关在一个每天要四五百元的宾馆里，要自己付房租，什么时候写了保证才放人。
还有一个合肥来的功友，怕心很重，也来了北京两次。但可能因为她的怕心，给我们的感觉不太好，我们都不太喜欢她。她住在我们家，我和母亲知道也是去我们的执著心，所以知道她在天安门居然不敢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时，和她谈了很久。晚上我们一起炼功时，她支持不住，上吐下泄，她可能才意识到她的不对。第二天一早她去了天安门找到警察，说自己昨天错了，自己是个大法弟子，结果警察也没抓她，放她走了。还有许多我只见过一两次，都不知道名字的大法弟子也都一个个被抓，或被开除工作等等。虽然我是一个修炼的不好的学员，但我确确实实感觉到法的珍贵和修炼人与常人不同的层次。我觉得我们很多功友所承受的确实是一个常人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的。7.20以后我看了许多关于修炼的故事，都给了我一个启示，修炼是要必须承受大的苦难，一个不能建立自己威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佛呢。现在想一想，那时的环境虽然恶劣，但确实比天下太平时，更能看清一个人的心，有机会去掉更多的执著心。两个月之前，我如愿以偿来到加拿大，修炼的心突然变得很坚定。看到加国这边这么自由的修炼环境，觉得自己再不好好修炼真是太愧对国内仍然处于恶劣的修炼环境中的同修们，也对不起自己己得法的人身，更对不起师父给我们的一次次机会。我想现在除了自己要不断精进实修外，弘法成了很重要的一件事，让更多的人们得法，了解大法是每一个修炼人的职责。
加拿大学员 2000年6月19日